饮马长城窟,水寒伤马骨。
往谓长城吏,慎莫稽留太原卒!
官作自有程,举筑谐汝声!
男儿宁当格斗死,何能怫郁筑长城。
长城何连连,连连三千里。
边城多健少,内舍多寡妇。
作书与内舍,便嫁莫留住。
善待新姑嫜,时时念我故夫子!
报书往边地,君今出语一何鄙?
身在祸难中,何为稽留他家子?
生男慎莫举,生女哺用脯。
君独不见长城下,死人骸骨相撑拄。
结发行事君,慊慊心意关。
明知边地苦,贱妾何能久自全?
飲馬長城窟,水寒傷馬骨。
往謂長城吏,慎莫稽留太原卒!
官作自有程,舉築諧汝聲!
男兒寧當格鬥死,何能怫郁築長城。
長城何連連,連連三千裏。
邊城多健少,內舍多寡婦。
作書與內舍,便嫁莫留住。
善待新姑嫜,時時念我故夫子!
報書往邊地,君今出語一何鄙?
身在禍難中,何為稽留他家子?
生男慎莫舉,生女哺用脯。
君獨不見長城下,死人骸骨相撐拄。
結發行事君,慊慊心意關。
明知邊地苦,賤妾何能久自全?
秦王朝驱使千万名役卒修筑万里长城,残酷而无节制,使无数民众被折磨至死。这段历史,曾激起后代许多诗人陈琳的愤怒和感伤。而直接摹写长城造成民间痛苦的诗篇,陈琳这一首,就现存的作品来说,要算是最早的。
郦道元《水经注》说“余至长城,其下有泉窟,可饮马,古诗《饮马长城窟行》,信不虚也。”诗的首句着题,也可以说点出环境特征,第二句以“水寒伤马骨”,渲染边地苦寒,则难以久留的思归之心已在言外。这个开头既简捷又含蓄。下文便是蕴含之意的坦露,一位役卒终于忍无可忍地对监管修筑长城的官吏说:到了服役期满,请千万不要延误我们太原役卒的归期。从这个请求中,可以看出其归心之切,也透露了“稽留”乃往日常有之事,甚至眼前已经看到又将“稽留”的迹象,若不如此,岂敢凭空道来。所以钟惺“怨甚”(《古诗归》二字评这句话,是很能发掘这话中之话的。。官吏回答说:官府的事自有期限,举起手中的夯和着号子快干吧!一派官腔,也是话中有话。只此两句,气焰、嘴脸,如在眼前。那役卒看此情景,听此言语,也愤愤地回敬了两句:男子汉宁可刀来剑去战死疆场,怎能这样窝窝囊囊,遥遥无期地做苦役呢!以上“三层往复之辞,第一层用明点,下二层皆用暗递,为久筑难归立案,文势一顿”(张荫嘉《古诗赏析》)。
“长城何连连,连连三千里”。如此“官作”,何时竣工?再加上如此官吏,更是归期无望。也正因这样,才造成“边城多健少,内舍多寡妇”。古时凡妇人独居者,皆可称“寡妇”。两个“多”字,强调地概括了广大人民的苦难境遇。这四句诗,不脱不粘,似是剧中的“旁白”,巧妙地将希望转至绝望,由个别推向一般,由“健少”而连及“内舍”,从而大大地开拓了作品反映的生活面。这对于了解人物的思想活动,乃其所产生的现实基础,对于勾连上下内容,都是很重要的。
“作书与内舍”,便是上述思想的延伸。“便嫁”三句,是那位役卒的寄书之辞。首先劝其“嫁”,而后交代她好好侍奉新的公婆,这无疑是希望她能得到新的融洽的家庭生活,最后还恳求她能常常念起往日丈夫(即役卒自己)。第一句,明确果断;二三两句,又从另一个侧面显示出其善良的心地,与难忘的情爱。这矛盾的语言藏着归期无日、必死边地的绝望。藏而不露,亦是为了体贴对方。“书”中三句,第一句为主,后两句则是以此为前提而生发出来的。所以妻子”报书往边地“,便抓住主旨,直指丈夫出言粗俗无理,“今”字暗示往日不曾如此。语嗔情坚,其心自见,一语道尽,余皆无须赘言。“身在”六句,上役卒再次寄书,就自己的“出语”,与妻子的指责,作进一步解释。头两句说自己身在祸难之中,为什么还要留住别人家的子女(指其妻)受苦呢?接着四句是化用秦时民歌――“生男慎勿举(养育),生女哺(喂食)用脯(干肉)。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拄”。其用意是以群体的命运,暗示自己的“祸难”,自己的结局。因此,前言虽“鄙”,亦出无奈,其情之苦,其心之善,郭不可察,何况其妻呢!妻子也确实理解了,感动了,这从再次报书中可以看出。她说:我自从与你成婚,随后你就服役边地,这种日子当然令人失望怨恨,但是,情愿相连,两地一心,这始终不变的。如今明知你在边地受苦,我又岂能久于人间!虽己以死相许,但对丈夫的结局终不忍直言,只以“苦”字代之,既回肠九曲,又言辞得体。
《饮马长城窟行》这首诗采取了点面结合、以点为主的手法,诗中既有广阔的图景,更有具体细腻的描绘,两者相互引发,概括而深刻地反映了“筑怨兴徭九千里”,所酿成的社会的和家庭的悲剧,显示了陈琳驾御题材的能力。诗中人物的思想活动,均以对话的手法逐步展开,而对话的形式又巧于变化,这一点是深得前人称赞的。谭元春说:“问答时藏时露,渡关不觉为妙”(《古诗归》)。沈德潜说:“无问答之痕,而神理井然”(《古诗源》)。不仅如此,语言也很有特色,役卒对差吏的刚毅、愤慨之词,和对妻子那种恩爱难断、又不得不断的寄语,都表现了感情的复杂性,和性格的丰富性;妻子那一番委婉缠绵而又斩钉截铁的话语,则写出了她纯洁坚贞的深情;就是那差吏不多的两句话,也活画出其可憎的面目。如此“奇作”的出现,除了陈琳的才华与技巧之外,似乎还应该指出,它与诗人陈琳对当时连年战乱、“人民死丧略尽”的现实的了解,对人民命运的同情与关注是密不可分的。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那么《饮马长城窟行》这首诗的现实意义,也是不可忽略的。
(赵其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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