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_参考资料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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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样的社会才是和谐社会?

  社会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与国家相对应的是狭义的社会,指的是与政治活动、经济活动相区别的,以人的生活为中心的广泛领域。我们党提出的和谐社会中的“社会”,是指狭义的社会。这一点学者们的看法是基本一致的。

  对和谐社会的理解,主要有四种不一样的观点:

  观点一:“和谐社会”就是说社会系统中的各个部分、各种要素处于一种相互协调的状态。

  观点二:和谐社会就是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用社会学的术语来表达就是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社会。这种观点是从社会学的视角提出来的。[]

  观点三:和谐社会是一种有层次的和谐,其核心层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即人与人的和睦相处。其保证层是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协调发展。

  观点四:和谐社会这一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和谐社会主要是指,社会同一切与自身相关的事情持续着一种协调的状态,包括社会与自然环境、经济、政治、文化之间的协调,等等。实际上,广义上的和谐社会几乎就是科学发展观所关注的全部资料。狭义上的和谐社会主要是指社会层面本身的协调,是科学发展观所关注的一个相对单项的问题。我们此刻所谈论的和谐社会是狭义上的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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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学术界主要有两种界定。

  观点一:我们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应是一个充满创造活力的社会,是各方面利益关系得到有效协调的社会,是社会管理体制不断创新和健全的社会,是稳定有序的社会。这主要是根据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对和谐社会部分的论述归纳出来的。

  观点二: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属性来看,它就应是一个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社会。也就是说,它是一个能够不断地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一个消灭了剥削、消除了两极分化,人们能够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平等相处、民主协商、自由发展的社会;一个人民群众透过自我的辛勤劳动最终走向共同富裕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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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什么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1、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含义

  要建设和谐社会,务必明确什么是和谐社会。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学术界有多种说法。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教授认为,和谐社会是一个系统的概念。从理论上说,是社会各个阶层和睦相处,社会各级成员各尽所能,使人民的聪明才智得到全面发挥;是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社会,是人与人、人与自然协调的社会。简言之,和谐社会是一个稳定的系统,有效的系统。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把和谐社会划分为三个层次,即:第一,和谐社会以人为中心,是以人为本的社会;第二,和谐社会是透过必须的制度安排和道德约束来实现的;第三,和谐社会的实现程度在必须程度上反映着必须时期公共治理的实现。汪玉凯认为,一个真正的和谐社会务必满足以上三个层次的条件。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洪大用提出了理解和谐社会的三个角度。第一,贫富差距的利益分配角度;第二,社会公众的社会共识角度;第三,可持续发展角度,即用心的和谐社会就应是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洪大用认为,社会此刻十分关注第一个角度的理解,即从利益分配角度来讲述和谐社会,但是,和谐社会更重要的在于第二和第三个角度,即建设一个和谐社会务必有广泛的社会共识;务必解决人与自然的问题;务必是可持续发展的社会。

  国务院研究室社会发展司司长张大平认为,和谐社会是一个过程。因为“和谐”是没有上限的,到达和谐以后还能够再和谐,这是一个过程。但是和谐社会却有底限,如果社会的不和谐突破了这个底限,社会将发生动荡。因此,理解和谐社会首先务必找到和谐社会的底限在什么地方,透过构建社会安全网等措施保证社会和谐的底限不被突破,进而在此基础上追求更和谐的社会。

  作家兼商人的张贤亮对和谐社会有一通绝妙的分析:“和”字拆开是“禾”和“口”,也就是说,老百姓能填饱肚子。“谐”字拆开是“言”和“皆”,也就是说,老百姓有言论自由。

  尽管说法不一,但大家公认的是:和谐社会是一个以人为本的社会,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是一个大多数人能够分享改革发展成果的社会。比较正规的说法有两个:

  第一个:我们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应是一个充满创造活力的社会,是各方面利益关系得到有效协调的社会,是社会管理体制不断创新和健全的社会,是稳定有序的社会。这主要是根据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对和谐社会部分的论述归纳出来的。

  第二个: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属性来看,它就应是一个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社会。也就是说,它是一个能够不断地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一个消灭了剥削、消除了两极分化,人们能够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平等相处、民主协商、自由发展的社会;一个人民群众透过自我的辛勤劳动最终走向共同富裕的社会。

  2、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

  构建和谐社会思想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和继承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理论与实践成果,并借鉴传统和谐思想的有益成分而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

  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和谐”既是一种哲学原则,也是一种社会秩序、社会理想。我国历史上有许多思想家把“和合”思想运用于对理想社会的憧憬与设计。

  孔子认为,“和”的本质在于协调多种因素的差异,提出“和为贵”,从治理国家的角度肯定“和”的作用。还提出“和而不一样”,认为“和”的本质在于统一和协调多种因素的差异。;墨子提出“兼相爱”、“爱无差等”的社会方案;孟子描绘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社会状态,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认为发展内部和谐,上下齐心合力,就能无往而不胜。;荀子提出“和则一,一则多力”,认为在一个组织内部人们和谐相处,就能取得一致,取得一致力量就会增大;老子以“道”为其哲学的最高范畴,提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认为阴阳二气尽管相互对立、冲撞、激荡,却始终和谐地处在“道”的统一体中。《礼记?礼运》中描摹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理想社会;明末清初的哲学家王夫之认为,从运动变化的角度看,阴气和阳气各有各的形象,因而相互对立、相互斗争。但是归根到底,它们是相辅相成的,并非始终对抗。因此,二者的对立与斗争,最终到达“和谐”;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各种和谐社会理想,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从古至今已经延续了2500多年的“小康社会”和“大同社会”。据儒家经典记载,“小康社会”最初是指一种财产私有、生活宽裕、上下有序、家庭和睦,讲究礼仪的社会。比“小康社会”更高级的是一种公有共享、其乐融融的“大同社会”。陶渊明的“世外桃源”、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康有为的《大同书》、孙中山的“天下为公”,都受到了这种理想社会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心理也产生深刻影响,“和衷共济”、“家和万事兴”、“和气生财”等,已经成为挂在中国老百姓嘴边的格言和生活准则。

  在旧中国,社会和谐只能是梦想。

  在西方,早在古希腊,就有人把和谐作为美的重要特征。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提出“和谐最美”,新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哲学家尼柯玛赫在其《数学》中提出:美是和谐的比例。柏拉图提出“公正即和谐”,赫拉克利特提出“对立和谐观”,黑格尔则说:各因素的协调一致就是和谐。19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魏特林,也对社会和谐有过完美的憧憬。傅立叶曾天才般地预言道,不合理不公正的现存制度的现存社会,终将被新的和谐制度、和谐社会所代替。魏特林则直接把资本主义称为“病态社会”,把社会主义称为“和谐与自由的社会”,并且指出,就社会的“和谐”不是“个人和谐”,而是“全体和谐”。这一思想受到马克思的高度称赞,并在必须好处上给马克思以启发,马克思把共产主义定义为“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恩格斯也把共产主义称为“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在《共产党宣言》中,马、恩第一次向全世界宣告了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未来和谐社会的核心就是在自由人的联合体中实现人的全面和自由发展。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人的自由全

  面发展的实现,就是人自身的和谐发展。人自身的和谐发展是个理想目标,是人的充分发展、最大限度地发展,是人发展的一种最理想的状态。

  可见,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中国共产党执政潜力的重要方面,既具有深刻的思想史根源,也贴合人类发展的“共同旨趣”。

  我们党在长期的实践中,不断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建设理论。

  毛泽东同志发表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重要著作,是对社会主义各种和谐关系的正确论述,对于我们这天仍有重要的指导好处。

  邓小平同志对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做出了一系列重要论断,如调动一切用心因素、团结一切能够团结的力量的思想,按照统筹兼顾的原则来调节各种利益关系的思想,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社会稳定的思想等等,奠定了我们党新时期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理论基石。

  江泽民同志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提出了促进社会主义物质礼貌、政治礼貌、精神礼貌协调发展的思想,正确反映和兼顾不一样方面群众利益的思想,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我们党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理论。

  胡锦涛同志多次系统阐述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战略目标、价值取向、基本原则、主要任务等,构成了完整的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理论体系。

  2002年11月,中国共产党十六大在规划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时,就把“社会更加和谐”作为全面建设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目标。十六大报告论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一是报告提出的到2020年我国将要实现的小康社会比2000年有六个“更加”,其中第五个“更加”就是“社会更加和谐”;二是报告第二部分论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时提出,随着改革的深入,我们要努力建立起“各尽所能,各得其所,和谐相处”的社会关系。

  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概念,“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推动改革和发展,从而进一步彰显了全面,协调,持续的发展,就是社会和谐发展,就是“四个协调发展”或者“五个统筹发展”。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概念的首次完整提出,是2004年9月召开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潜力建设的决定》,《决定》将其正式列为中国共产党全面提高执政潜力的五大潜力之一。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透过的决议指出:构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是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实现党执政的历史任务的必然要求。

  2005年2月19日,在中央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潜力专题研讨班上,胡锦涛同志明确提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应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2005年10月,十六届五中全会透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十一五”规划的推荐》,从用心促进社会和谐、千方百计扩大就业、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合理调节收入分配、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等方面,更加具体地规划了和谐社会建设的宏伟蓝图。

  2006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透过的“十一五”规划纲要,部署了今后5年建设和谐社会的主要工作。

  2006年9月25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做好六个“务必”,即:务必坚持以人为本;务必切实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务必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务必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务必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齐来;务必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这一论述,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增添了新的思想。

  2006年10月,十六届六中全会透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了到2020年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九大目标和任务。

  二、为什么要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1、经济社会转型中的利益分化与意识形态冲突,要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过程,市场开始在社会资源配置中扮演重要主角,资源配置方式和劳动产品分配方式的改变导致了社会转型期中利益格局的变化。由于社会各个成员在经济体制转化过程中的地位不一样,社会主角不一样,潜力不一样,就导致他们的收入,获得财富的多寡出现较大差距。伴随着社会转型和利益格局的分化,过去处在同一经济状态和社会地位的人,收入和贫富差距正在不断扩大。一部分人透过合法或不合法手段成为社会富裕阶层,一部分人开始滑入社会低层,成为相对贫困的阶层。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开始出现不一样利益群体,利益格局正在进行一次新重组。

  经济体制改革不但表现为一系列经济制度的变迁过程,同时又是社会资源再分配过程。经济改革和社会结构变迁的直接后果就是经济利益格局重新调整和界定。

  除了上面所提的原因之外,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和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也促使了社会的分化。另外,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一部分掌握了社会政治权力的人,用手中的权力进行权、钱交易,非法侵占社会财产,把超多社会财富占为私有,这也是我国社会利益分化产生的原因之一。

  种种数据证明,当下社会利益资源出现了重新积聚的态势,利益分化和利益矛盾日益激烈化。

  一份最新报告显示,中国大陆150万个家庭(总家庭数的0。4%)占有全国财富的70%,而在发达国家,一般状况下是5%的家庭占有50%至60%的财富,中国已经成为财富最为高度集中的国家之一。(《中国青年报》2006年10月18日)

  有几组数据:一是国家统计局有关数据显示,内地最富裕的10%的人口占有了全国财富的45%;而最贫穷的10%的人口所占有的财富仅为1。4%;财政部官员曾透露,银行60%的存款掌握在10%的存户手里。二是中国人民大学社会调查中心的一份调查显示,中国最贫困的20%的家庭收入仅占全民所得的4。27%,最富裕的20%的家庭收入却占社会收入的50。24%。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一份调查也说明,1990年代中期以后,贫富差距呈继续扩大的趋势,中国城镇家庭20%的最高收入户与20%的最低收入户年人均收入差距,从1990年的4。2倍增加到1998年的9。6倍,而且由于中国在过渡期中存在着超多的隐性收入,实际的贫富差距状况可能比调查数据所反映的还要严重得多。三是据世界银行估算,1980年代初中国的基尼系数只有0。22,1995年为0。38,2000年达0。458。此刻中国的财富不均状况超过了拉丁美洲、东南亚、南亚地区(印度除外)以及欧美发达国家。四是联合国有关数据显示,在中国,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只占总收入或消费份额的4。7%,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则高达50%以上。

  种种数据证明,我国社会已经出现了断裂的迹象,损害着公众对财富的认同与社会的和谐。19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结构转型和体制转型的急剧推进,利益分化和资源积聚的态势日益明显。社会利益群体之间的收入和财富差距越拉越大,社会上出现了暴富阶层。据统计,这些强势利益群体只占中国社会总人口的16。4%,而他们拥有的资源总量却占社会资源总量的80%以上。

  2006年10月,上海国际顶级私人物品展开展四天,展会迎来了7000多位富豪。这些富豪们出手相当阔绰,表现令主办主“相当满意”——据主办方统计,四天的展期竟成交了5亿元人民币。事实上,去年上海举办第一届国际顶级私人物品展后,展商就对上海奢侈品市场充满信心。去年展会三天接待了逾7000位富豪,成交量就达2。5亿元人民币,当时,不少展商就已开始预订今年的展位。

  能够说,当下社会利益资源出现了重新积聚的态势,利益分化和利益矛盾日益激烈化。如何协调、整合多元的利益诉求,有效地化解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矛盾,是当下的一个重要课题。利益整合,则是社会的一种必然选取。

  马克思以前深刻指出,经济利益的矛盾和冲突是一切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根源。在社会转型期中出现的利益分化必然导致社会分化,必然导致社会矛盾和冲突,这些矛盾和冲突最终必须会被反映和表此刻社会意识形态中。社会转型中发生的社会变革会对大众意识和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产生深刻影响。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在社会转型期中,各种思想流派、学说观点纷纷浮现出来,最终表现为社会转型期中的意识形态冲突。回顾20多年走过的历史,我们能够看到,伴随着经济利益格局的变化,意识形态内的斗争和冲突十分激烈。我国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围绕市场化改革的主题有过三次大争论。

  第一次争论是1980年到1984年,围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问题展开,即围绕经济体制改革到底是商品经济还是计划经济而展开。1982年中共十二大提出“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此后经济学家薛暮桥、吴敬琏等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概念,这得到邓小平的高度评价,称之为“新的政治经济学”,“讲了老祖宗没有讲过的新话”。

  第二次争论是1989年到1992年,围绕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展开,即围绕经济体制改革以什么为主要目标而展开。1987年,中共十三大报告提出了“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说法,这是市场化改革又向前迈进了一步。但是这个提法在“八九风波”后遭到了有些人的批判,认为“市场化、私有化”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表现。之后邓小平出来表态:十三大报告一个字也不能改,我看不出这句话有什么问题。他还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当时,还有些人把改革开放与反和平演变对立起来,反对进一步改革开放,反对搞市场经济。“皇甫平系列评论”文章抓住了市场经济的精髓,破除了改革开放“姓资姓社”的问题。这场争论以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告终,市场经济改革的方向得到了肯定。

  第三次争论是2004年到此刻,围绕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医疗、教育、住房改革、贫富差距等问题展开。改革走到这天,出现了房价高、看病贵、教育乱收费、贫富差距拉大等新矛盾、新问题,利益分配格局矛盾的积累导致人们对改革产生了怀疑。贫富差距的悬殊、房价不停飙升、医疗体制改革偏失、教育产业等改革不彻底和改革方向偏差导致的关系到每个公民切身利益的社会问题,引起公众广泛参与“第三次大论争”。从起初的经济学界内部郎咸平和顾雏(chu)军关于国企改革的激烈争论,到之后扩大到教育、房产、医疗、法律等各个层面的全民参与的大论争,论争的关键性认知差异,出此刻,一方认为,问题是由于市场化改革所致,务必全面后转;另一方认为,这是改革不彻底、在继续深化改革的方向上有所偏差所致,务必全面加速推进改革,调整方向。从郎、顾论战到刘吉撰文批郎咸平、高尚全呼吁警惕否定改革思潮等等,并出现了这样几种状况:一是民粹主义有滋长的倾向,这在网络中更明显,他们以嘲讽、挖苦、打倒权威为快事,例如将吴敬琏等视为利益集团代言人。二是年轻人情绪化,他们对当前就学难、就医难、就业难、住房难等现状极为不满,由于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便迁怒于改革,认为都是改革的错。三是有一部分人,一向

  抱着极左观点,从来不认同改革,利用改革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将争论引入意识形态,重现“姓社姓资”之争,从而定论改革失败。他们否定市场经济,否定改革,要走回头路。

  随着争论的日趋激烈,越来越多的学者、教育家、商企业界人士参与到论争中来。社会上不断涌现由百姓“仇富”情绪和行为所致的暴力事件;房地产界出现了任志强关于“富人区”和“穷人区”、“我们只给富人盖房子”的大炮式的言论;教育领域,对义务教育和教育公平化的关注空前的高涨;“看不起病,去不起医院”等百姓生活中切实的问题,摆在了这次论争的显著位置。

  经济利益分化、意识形态冲突,引起了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即在中国社会经济格局重新调整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再分配、意识形态冲突过程的过程中,如何持续和重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力,这是一个我们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践中面临的新问题。

  2、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阶段,要求我们务必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我国目前正进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阶段。对于这一发展关键阶段的特点,胡锦涛在十六届四中全会闭幕式上作过精辟的概括,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曾庆红在四中全会结束后,也曾有过详细的论述。归纳起来,这个阶段特点有两个:既是关键发展期,同时又是矛盾凸显期。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严书翰在理解《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说,这一阶段呈现出两种前景,一是执政党和政府头脑清醒,政策妥当,就能够进入社会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持续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二是执政党和政府政策失误,不但会使经济停滞不前,而且会激化社会矛盾,产生社会动荡,危及政权稳定。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正蕴含着争取第一种光明前景,规避第二种黯淡前景的战略意图。

  具体审视我国社会目前所存在一些不和谐因素,则能更加清楚地看出中央作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决策的深谋远虑。

  社会发展相对滞后,公共资源分布不均衡。经过26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高速发展,GDP总量增长了10倍,平均发展速度为9。4%,是世界上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这是世界经济史上的一个奇迹。但与此同时,我国的社会发展相对滞后,这种滞后在2003非典考验中暴露得更加充分。非典时期,在有些落后地区,整个县只有2台呼吸机,能够想像,如果非典传入农村,后果将不堪设想,从中能够看出城乡差距拉大问题和公共医疗资源短缺问题。

  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仍在扩大,分配不公矛盾凸显。这种差距指的是相对差距:改革开放中农村发展了,城市也发展了,但是城市发展得更快。从城乡收入来看,上个世纪80年代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到1:1。8,90年代就扩大到1:2。5,而到了2003年,城乡差距已经扩大到1:3。2,超过了3倍。如果将城乡居民收入的计算方式、税赋负担、社会保障、基础设施等因素综合思考,城乡差距就远不是3倍,而可能会有6倍以上。从地区差距来看,尽管相继实施了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战略,但是东中西部的相对差距仍呈扩大趋势。现代社会中收入差距肯定是存在的,关键是要保证它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目前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是前进中存在的问题,但是如果不能够予以正确解决,也会危及稳定。比如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关键在于分配不公。目前我国存在一些非法致富现象,一些人靠钻政策和体制漏洞而暴得大利,一些部门和单位靠垄断而获取超额利润,这对群众的情绪是一种严重的挫伤。

  一些社会群体为改革发展作出的贡献与应得到的补偿不对等。这些群体主要指农民和工人。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由于存在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广大农民为中国工业化作出了重大贡献。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农民的收入状况也得到了较大的改善,但是到目前为止,农民的人均收入还很低,负担还很重。改革开放26年取得的成果,农民并没有充分分享。工人阶级是中国共产党依靠的阶级,由于我国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对国民经济作出战略性调整,在这个过程中国企改制、搞活,致使大批产业工人下岗。这些在计划经济时代作出了重要贡献的产业工人和无地农民、失地农民获得的补偿显然是不对等的。利益失衡导致心理失衡,是当前社会情绪一个重要诱发因素。

  新形势下人民内部利益矛盾错综复杂。1957年毛泽东提出人民内部矛盾的概念,主要是指思想政治上的矛盾,但是现阶段的人民内部矛盾主要指各阶层、各方面的利益矛盾。这类矛盾在社会经济转型期纵横交织,盘根错节,复杂异常。比如公务员队伍内部的“3581”工资改革方案(成型于2004年夏天的北京公务员工资改革计划,计划被简称为“3581工程”,核心要义就是统一全市所有公务人员的收入标准,行政级别和工龄资历等成了核定工资标准的最重要依据。所谓“3581工程”,即透过改革,使科级、处级、厅级和部级人员的月收入分别到达3000元、5000元、8000元和1万元。),在有的地方能够实行,但中央国家机关的公务员就不能实现。因为中国的中央国家机关加工资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问题,它还内含政治因素:国家还有很多方面都缺钱,这一政策不方便实行。这仅是一个社会阶层内部存在的矛盾。再比如,城镇化贴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但目前推进城镇化就涉及拆迁和失地,触及一部分群众的利益,这就是长远利益与短期利益、全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矛盾。再如高收入群体中绝大部分人是劳动致富,但也存在一部分非法致富或者钻体制漏洞致富的人,他们与尚未致富的人之间必然存在矛盾……能够说,目前我国各社会阶层之间,社

  会阶层内部,地区之间,地区内部,长远利益和短期利益,群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等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利益矛盾。

  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图海纳(TOURAINE)认为,这天的法国,就像一场马拉松一样,每跑一段,都会有人掉队,即被甩到了社会结构之外。被甩出去的人,甚至已经不再是社会结构中的底层,而是处在了社会结构之外。图海纳所说的这种现象,实际上也正在这天的中国发生。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说:“你不能凭部分的富裕和繁华来决定社会的快乐程度,你务必了解草根阶层的生活。”亚当斯密在他的《道德情操论》中说:“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并且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会威胁到社会的稳定”。

  3、社会结构变化,要求我们务必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当今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哪些变化?在生活中,我们的直接感受就是社会阶层结构中似乎出现了更多的、新的利益群体;城乡差距、贫富差距都拉大了;大学生毕业后,就业压力很大;人口老龄化也已经在中国出现……

  怎样理性认识和把握当今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和发展趋势呢?

  认识中国的社会阶层务必把握几个大的趋势。

  第一个趋势就是社会阶层的分化正处于上升时期,很多阶层并没有“定型”和固化。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课题组把中国的社会阶层划分为10个阶层: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经理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和城市无业、失业和半失业阶层。郑杭生教授在《中国城市社会结构》课题中把城市社会阶层划分为7个:管理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工人阶层、自雇佣者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其它阶层。还有的学者提出8阶层论或者12阶层论等。大家之所以众说纷纭,是缘于社会阶层的分化刚刚步入上升时期。从人均GDP来看,1000美元到3000美元是社会分化的剧烈变动时期,3000美元到9000美元是一个稳定变动时期,进入9000美元后,社会阶层的变动才会逐渐平缓下来。中国已经迈入第一个时期,社会分层日益明显和复杂。

  第二个趋势是新兴阶层不断出现。随着社会分工和职业化的发展,新的社会阶层不断涌现出来,例如,随着房地产的迅猛发展,中国出现了一个有着巨大势力的房地产经营阶层。这个阶层对于媒体甚至是决策层都有不可忽视的影响,这是其它阶层所没有的一个特点。再例如,随着城市房屋出租业的发展,出现了一个庞大的依靠房屋租赁为生的阶层。还比如,继灰领阶层、蓝领阶层、白领阶层之后,又出现了所谓的金领阶层,他们的年收入超过百万,职业属于新型。还比如企业出现了职业经理人阶层、独立董事阶层等。能够说,每年我们都会发现一些新的阶层的出现。

  新的社会阶层包括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和自由职业人员等六个方面的人员。根据最新资料,目前全国私营企业有450万家,投资人1100万,自由职业者约有1000万。新的社会阶层以及从业人员人数已超过1。5亿,约占总人口的11。5%,掌握或管理着10万亿元左右的资本,使用着全国半数以上的技术专利,直接或间接地贡献着全国近1/3的税收。

  国家有关部门的评价指出,新的社会阶层以其掌控的资产、拥有的聪明才智,为社会发展作出的贡献值得肯定,力量不可低估。

  第三个趋势就是各个阶层的收入差距有拉大的趋势。但我们的分配差距不是制度上的,而是市场化初期人们进入市场时间先后造成的。法国一位著名经济学家以前指出:那些在经济起飞前或经济起飞点上进入市场的人,将获得比数学期望值高得多的收入,换句话讲,他们将大捞一笔。这是发展中的问题,能够透过市场体制的完善和深化来加以改善。

  新的社会阶层有一些特点:他们就职于多种所有制部门,身份变化快,工作地域和领域有很大的流动性;大多数人敢于创新,善于经营,从事非公有制经济生产经营活动,已经先富起来;价值观念多元化,既有信仰共产主义的,也有受极端物质主义浸染,唯利是图的。

  不一样的阶层划分更多是经济好处上的,而不是政治好处上的。新的社会阶层的实质仍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但是,由于他们在政治和社会上的地位与经济地位不符,随着财富的积累,新的社会阶层产生了自我的政治经济利益诉求。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青连斌认为,新的社会阶层的主要利益诉求可归纳为五点:一、期望中共和政府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创造更稳定的政策和法律环境。二、期望降低产业准入门坎,民营经济也能进入到例如基础建设、物流和股份银行等只向国有企业和外资开放的领域。三、期望享受和国企同等的政策支持和资源配置,如获得银行信贷等。四、期望政府转变职能,建立服务型政府。五、期望透过各种渠道例如参加政协、人大,更多地参政议政,传达自我的呼声。

  不断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是包括社会各阶层在内的全体人民的共同事业。作为执政党就应创造条件,让新的社会阶层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各尽所能”,“各得其所”,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使各个社会阶层的人们和谐相处于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的大家庭中。4、世界的发展趋势,要求我们务必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当今世界形势发展变化很快且十分复杂,正处于旧格局解体走向新格局的过渡时期,或者说是处于由二极世界向多极世界过渡的时期。这个时期的基本特征一个是过渡时期将是很长的一个过程,需要几十年,或是更长的时间。这个时期的第二个基本特征是世界大战在可预见的将来打不起来。第三个基本特征是大国关系乃至整个国际关系处于“动态”之中,不稳定因素依然存在,局部动荡难以避免,世界并不太平。在这种国际背景下,我们要想获得发展,务必正确处理好几个关系。

  一,“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与“天下并不太平”的关系。总体和平,局部战争;总体缓和,局部紧张;总体稳定,局部动荡。这是当今国际形势状况的一种精当的概括。

  二,美国单边主义突显与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关系。美国的全球战略攻势对国际格局产生了冲击和影响,却无法改变世界的多极化进程。

  三,世界多样化与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关系。

  四,国家利益原则与国家之间和平共处的关系。对于当今世界大国关系中能出现的问题,要有正确的理解和合理的分析。

  五,全球化,地区集团化和边缘化趋势的关系。

  六,人权与国家主权的关系。人权与主权是国际人权法中的两个基本概念,是当今世界的焦点问题。

  七,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的关系。

  八,反对霸权主义与反对恐怖主义的关系。反对霸权主义,大国不要实行霸权主义;打击恐怖主义需要世界各个国家的共同努力。

  九,联合国维和核心地位与地区安全组织作用的关系。

  十,“中国和平发展”与“中国威胁论”的关系。

  正是基于对上述关系的正确认识与合理决定,中国新一代领导人构成了构建和谐世界的新理念,这一理念大大深化了关于和平与发展的国际环境的认识。以此为基础,我们认为,当前,人类正步入建设和谐世界的机遇期

  “和谐世界”是中国对国际大势发展做出的乐观决定,也是人类社会思变的现实需求。世界并不像媒体描述的那样糟糕,全球正在发生的深刻变革为建设和谐世界带给了机遇。

  机遇一:世界和平力量在增强

  美国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所著《世界是平坦的———二十一世纪简史》,被《纽约时报》评为2005年最重要书籍,同时荣获《金融时报》年度最佳经济图书奖。弗里德曼是美国著名记者,历任《纽约时报》驻贝鲁特和耶路撒冷记者站主管,三获普利策奖。作为舆论界的权威,他的见解被多位美国总统倾听。弗里德曼称“世界是平坦的”,意思是说当代科技革命正在消除世界上各种政治经济壁垒,创造出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弗里德曼认为,在全球化进程的各个阶段,科技始终是主导力量,全球化就是技术发展的产物。弗里德曼坚信,全球化最终将促成世界经济一体化,使人类摆脱战争、暴政和贫困。

  2005年底,牛津大学出版社发表了一份独立的研究报告———《人类安全报告》。它用超多鲜为人知的数据和许多特许研究的成果,勾勒出了一幅与媒体通常描述的截然不一样的全球安全画面:此刻的世界要比过去和平得多。

  报告显示,武装冲突的数量在连续增加了50年后,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在全世界范围内减少,且持续至今。相比1992年,2003年的冲突数量减少了40%,种族灭绝等大规模屠杀平民的事件减少了80%。全球惟一有所增加的暴力活动是恐怖袭击。它在过去3年内虽然急剧增加,但是与战争中的死亡人数相比是小巫见大巫。报告把这一“令人吃惊且违背直觉的改善”归功于冷战的结束和联合国等的作用。

  《人类安全报告》只是众多带来好消息的报告中的一个。联合国2005年度人类发展报告显示,世界在向前迈进,平均来看,15年来发展中国家的人变得更健康,受教育程度在提高。2006年,联合国公布世界难民状况报告指出,由于国家之间的冲突减少,国际难民的人数到达了25年来的最低点,为920万左右。1992年,这一数字是1800万。

  成立于2001年6月的上合组织以“和平、合作、发展”为旗帜与灵魂的特征,既没有霸权意识,也没有歧视成分,所以已经吸引了不少的国家在用心争取加入该组织。虽然到目前为止上合组织成员国的面积只有300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将近15亿(约占世界人口1/4),但却没有人怀疑不久的将来,上合组织还将不断壮大,不断完善,不断成熟,并且成为二十一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力量和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

  中国是上合组织的诞生地和总部所在地,中国也是上合组织中没有霸权意识、没有军事野心和没有政治杂念的成员国,因此,当国际社会越来越关注“和谐世界”的中国价值观时,毫无疑问,“和谐世界”价值观的享受者和体验者,首先就是上合组织的所有成员国。从这个好处上说,上合组织就是构建“和谐世界”的试验田。

  这一切,为构建和谐世界带给了一个令人鼓舞的大环境。

  机遇二:许多重要地区重新焕发活力

  经济全球化给非洲带来的好处无可争议,非洲国家正普遍经历一个30年来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据估计,非洲2006年的经济增长率平均将到达5。8%。非洲各国在治理国家以及加强地区合作、和平方面采取的政策取得了必须程度的成功。民主在发展,经济在增长,人们正在以更有效的手段与曾被认为将毁灭非洲的艾滋病作斗争。

  在拉丁美洲,过去5年间发生了许多用心变化。左翼领导人不断上台,美国的控制在减弱,拉美的经济模式从开放的自由主义转为务实主义,社会发展和人道层面的因素受到了重视。2006年,拉美经济连续第四年呈现增长态势,2005年,拉美各国平均年经济增长率为4。3%。与此相适应,拉美的平均失业率在下降,贫困现象有所缓解。

  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为构建和谐世界带给了新的动力。

  机遇三:“美式民主”促使人类寻找新出路

  “9。11”后的近5年时间,布什政府进行了一场“药不对症”的反恐战争,恐怖活动不但没有被压制,反而在全球范围内蔓延。布什政府军事优先、先发制人、炫耀实力、惟我独尊的行为方式,无论是在阿富汗、伊拉克,还是在拉美,都没有赢得多少人心,相反,却招来了国际社会的普遍不满。

  美国傲慢的单边主义外交政策也受到指责。例如,美国反对建立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拒绝签署《京都议定书》。美国还在很多问题上搞双重标准,企图一味按照自我的意志修改全球规则。

  这些做法削弱了美国的软实力,其国际形象严重受损。美国政府正在为践踏自我发出的民主、人权信息而付出代价。美式民主的式微促使人类去寻求解决世界问题的更好方式。

  “美式民主”遭受挑战,为“和谐世界”理念的传播带给了更多空间。

  机遇四:非传统安全需求加大国际间的依靠

  国际舞台上的力量正在重新分配,多种因素导致全球权力分散,非西方阵营崛起,全球格局的“多极化”正在构成。多极体系的格局为构建和谐世界带给了机遇。对能源安全的追求,是多种因素的突出代表,它能够说明机遇何在。

  能源安全是今年八国峰会的核心议题。峰会前夕,东道主俄罗斯总统普京明白地告诉世界,俄罗斯运用能源推行国家策略“十分正常”。同样,委内瑞拉、伊朗也凭借丰富的油气资源和不断攀升的油价对抗美国,让后者在国际舞台上更难随心所欲。

  能源进口和消费国渴求“供应安全”,与此同时,能源生产国需要“需求安全”。共同的安全需要迫使双方进行妥协。无论是八国集团领导人在联合声明中“能源生产国、中转国和消费国建立伙伴关系”的呼吁,还是中国提出的“互利合作、多元发展、协同保障”的新能源安全观,都证明只有合作才能带来安全。

  能源安全、气候变暖、恐怖主义等全球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的存在,为构建和谐世界带给了强烈的现实需求。

  应对世界、人类步入建设和谐世界的机遇期,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及其实践也就成为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选取。我们的和谐理念,是不能强加于别人的。要建设和谐世界,首先要做好自我的事,管好自我的人,走好自我的路,让中国成为榜样。也就时说,如果我们自身的社会不和谐,就很难说服其他国家来推动和谐世界的构建。因此,建设和谐世界要内外兼修,一方面,在国际社会中高举构建和谐世界的旗帜,另一方面,首先要把中国自我的事情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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